文/沈绍真
李铁锋：年生，山东博兴县人。南下干部，年至年间一直在温任职，曾任温州专署副专员、温州地委书记等职。
李红五：李铁锋长子，年生，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区分局退休民警。
导读经历过“文化大革命”的温州人，都会记得李铁锋这个名字。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后的年，28年间，李铁锋多次担任温州地、市委主要领导。文革中，他曾两度被打倒撤职，被指为“温州第二号走资本主义当权派”！
斯人已逝。
本文以其子李红五的视角，通过对李铁锋资料的采集，试图全面地反映这位南下干部的人生历程，并以此呈现那个已经远去年代的社会政治生态。
战争年代
与冈村宁次侄子扯上关系
这是中国抗战史上唯一的一次换俘事件，一段与温州前地委书记李铁锋有关的传奇故事。
年1月7日清晨，山东解放区鲁北昌邑县东利渔村附近，突然“嘭”的一声巨响，一架日军飞机坠落在河里。当民兵赶到时，头部流血的飞行员已从机舱里爬出来。飞机是因故障坠落的，民兵连长向他出示了“中国八路军”5个大字，他点点头，举起双手。
经渤海军区敌工部门审讯，使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名叫山田井马的中尉飞行员，竟是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的远房侄子！
罗荣桓（时任山东军区司令员）得知后，下令一定要保护好山田井马，以作为对敌斗争的重要筹码。
冈村宁次侄子被俘，令驻济南日军第59师团长细川中康中将大吃一惊。为好向顶头上司岗村宁次交待，他即派出侦察机到坠落地区侦察，还派出大批兵力搜查，甚至命令伪军和特工扮成兑糖客，深入解放区探听消息，当然都是一无所获。
而这，也使当时我党两名重要的被俘干部命运有了转机。年10月15日，我父亲李铁锋（时任临淄任县县长兼县武工大队大队长）带领10多名武工队员在临淄县活动时，被汉奸告密遭百多名日伪军包围。父亲在激战中负伤，弹尽被捕。此前两个月，清河区行署公安局长李震也在战斗中不幸被捕。日军宪兵对他们用尽酷刑，但他们宁死不屈，党组织一直积极谋划营救他们。冈村宁次侄子的被俘使党组织获得了换俘的绝佳机会。
我父亲是山东博兴县人，年“九·一八”事变时，父亲在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接触进步思想，并参加学潮。年7月抗战开始父亲20岁，他以小学教员为掩护在家乡参加抗日救亡运动，次年到山东抗日军政干校学习，并入党。年桓台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，23岁的父亲当选为首届县长，年5月调任临淄县长兼县大队长。
渤海军区经向山东军区请示，并获罗荣恒指示，决定利用山田井马换回李震和我父亲等30余人。秘密谈判后，日军全部同意我方条件，并就交接方式、时间地点等细节作出安排。
交接地点设在解放区与敌占区的接合部。日军先释放了李震和我父亲李铁锋等人，我方确认后将这些同志接回并在收条上签字。根据事先约定，日军还慷慨地“赠送”了10挺机枪和弹药等一批武器。然后我方也释放了山田井马，之后，日军按协议又释放了我第二批30名八路军干部。
山田井马在被我军拘禁期间受到人道的医治和对待。在我军和日本反战同盟人士教育下，他开始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战。回去后他发誓不再与八路军作战，无奈之下日军将他送回日本，不久后他又被派往东南亚战场，在与美军作战时死在马来西亚。
我父亲和李震两人被营救回来后，党组织对他们在狱中坚持斗争的事迹进行通报嘉奖。父亲重回临淄任县长并武装大队队长，他带领抗日武装在山东这片抗战热土上，在青纱帐中，开展艰苦卓绝的对敌斗争，直至抗战胜利（李震解放后任济南铁路局党委书记、铁道部副部长等职）。
年３月，时任渤海区第四专署专员的父亲奉命组成南下干部纵队，任第四大队大队长，彭瑞林同志任大队政委。父亲与彭瑞林率领的第四大队出山东、经安徽，一路南下，跋山涉水，抵达浙江，参加了接管温州工作，后任温州地委主要领导。
解放之初浙南一带土匪众多。当年7月，父亲带警卫员等执行任务坐船经青田海口瓯江江面时，遭土匪围堵袭击，致左上臂粉碎性骨折。辗转丽水杭州救治时医生曾准备截肢，后由温州名医林镜平提出治疗方案保留了左臂，但左手臂却从此短了一截，穿衣倒水多有不便。
这之后父亲就一直在温州工作。历任温州市委副书记、温州地委书记、地委第二书记等职，直到年底调任浙农大党委书记离温，整整28年，是在温州任地市委领导时间最长的南下干部。
年10月，父亲调任浙江省人大，任常委、副秘书长、文教卫生计生委副主任，年1月25日，在参加省委会议期间意外去世，年仅67岁。
-年，李铁锋和温州地市委领导班子合影
温州岁月一
儿子眼中的地委书记
父亲长期担任温州地委领导，文革时又被打成“温州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”，这无形中给他蒙上一层位高权重的神秘面纱。但在我的眼中，父亲却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普通人形象。
上世纪60年代初，我小学一年级时因病休学在家，父亲下乡开会、检查调研时，就常带着我。当时，父亲坐着吉普车几乎走遍了包括丽水、龙泉在内的整个温州地区。颠簸的吉普车，尘土飞扬的公路，每到一地，大家都是尘土满身。吉普车旁挤满了看新鲜的男女老少，父亲总是拍拍尘土准备开会，而我就和司机在附近玩耍，等候会议结束。
当时的许多事我印象深刻。在与当地干部吃饭后，父亲就会把秘书叫到一旁，交给他5元钱并嘱咐几句。秘书便将这钱交给当地领导，对方自然不肯收，秘书总是一再恳请，要对方收下：这是李书记交待了的……
晚上，遇有当地文艺演出或部队放电影，父亲看至8点半便准时起身离开，因为他习惯于早睡早起，何况工作在身。有外事接待（苏联专家）时，他总是让秘书准备好白开水，稍作陪坐，就起身致歉离开。
童年的我还记得，他常叫我去买信封，买整版整版的邮票。那时父亲总是要写很多信，给外地的同事和战友（他与浙南游击纵队的龙跃、郑海啸、邱清华、胡景瑊等老同志都有着良好关系）。年少的我时常纳闷，机关里盖个公章不就可以寄信吗？为何要去买邮票买信封？父亲就对我说，公事私事要分开……
在我的记忆中，父亲很爱学习，办公室和家里总放着许多马恩列毛专著和各类书籍。夜里透过房门，我常看到父亲总是在写作或看书。父亲爱好兴趣广泛，爱书画会拉二胡，还教我写毛笔字。他拿一张旧报纸用红墨水写上几个字，就让我描红。因有这番功底，后来我曾在全班毛笔字比赛中得第一名！
父亲重知识重文化，尊重爱护知识分子。那年带我去上海看病时，去参观了鲁迅故居。年郭沫若来温考察，父亲就将温州著名书画金石家方介堪先生引见给郭沫若，还请郭沫若给温州图书馆题写馆名。年，方老先生带着海军复员的儿子来找父亲，反映受文革影响住房困难，儿子没法结婚……父亲即介绍他们去找有关市领导，落实政策解决问题……
而最让少年的我感奋的，是父亲作为敌后武工队大队长，在抗战时期充满传奇的对敌斗争故事。
那时为在敌占区开辟根据地，恢复党组，父亲受组织指派，往往深入炮楼林立的敌占区，三四个人负责一个县。白天与群众一起劳动，晚上就发动群众宣传抗日。有时也会突然闯入汉奸家里，公开亮明身份说：我们是抗日政府派来的游击队，鬼子是秋后的蚂蚱，迟早要被中国人民赶出去的！我们知道你们为日本人做事也是出于无奈，我们给你们每个人都记了一笔账，今后只能表面应付鬼子，如果死心塌地做汉奸，决没有好下场！
也有个别会告密的，武工队很快就会给予严惩，留下“汉奸下场”的字条！这样，多数人也就“白皮红心”被我们拉过来了。
他们还曾俘虏过日本兵，经教育后加入反战行列。晚上就带他们潜伏到敌人炮楼前，让他们用日语向敌人喊话，炮楼里敌人打来子弹，就趴着不动，之后又继续喊话……
父亲经历的这些战斗故事，胆识气概与传奇色彩，使得少年的我充满了对父辈的英雄崇拜，激发了我的童年梦想。
当然，作为一位主政温州的地委书记，父亲还有更重要的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发展经济的工作。在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中，父亲经历了许多极为复杂尖锐的事件，这当中，他表现了一种勇于担当、敢于坚持实事求是的政治品格。
50年代末、60年代初，李铁锋（左一）和粟裕（左三）张一樵（左四）等同志合影
李云河手写的回忆。
温州岁月二
地委书记的后半生
建国后，在巩固政权与恢复经济的那些年中，受左的思想影响，党内斗争及各种政治运动接连不断。
年，时任浙江省长、年入党的老革命沙文汉等人被控反党受到查处，此即震动全国的所谓“沙杨彭孙反党集团”事件。受此牵连，当年任四大队政委与父亲一起南下，时任省委常委、省检察院检察长的彭瑞林也成了反党分子（杨思一为省委常委、省委组织部长，孙章禄为省委委员、省委财贸部部长）。
父亲不相信这位为革命出生入死的战友会反党，对老战友的遭遇深表同情。当年7月召开的省第二次党代会上，在许多人选择沉默以自保时，父亲不顾个人安危，上台仗义执言，为他们申辩。之后，在彭身处逆境的20多年中，父亲仍与之保持正常关系，凡到杭州开会，总不忘上门看望。
在事关道路与路线问题的李云河与“燎原社”事件上，父亲也表现了敢于务实坚持真理的精神。年，时任永嘉县委副书记的李云河（已故，生前任省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）为解决农村合作化后出现的新问题，决定在“燎原社”实行“包产到户”，并向温州地委报告请示。父亲支持他们的探索，但认为这是大事，要谨慎行事，只能试验，暂勿推广。年初，李云河因“燎原社”事件被省委定为右派，撤销职务开除党籍。
之后，李云河一直申诉谋求平反，了解此事前因后果的父亲对他充满同情。年重新主持工作后，即在其申诉报告上批示：李云河不仅可以重新入党，还可以重新考虑原来的处分……
李云河曾对人说，这个批示使在人生低谷中的他得到极大精神慰藉。他将此拍成照片，在亲朋故旧中广而告之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，李的“燎原社”问题仍未能及时平反，此时我父亲已调离温州，但他仍以“原温州地委书记”名义，多次给省委、温州地委写信，提请北京白癜风医院北京白癜风医院
